法义可以论辩,但不宜有不实指控

　　释昭慧

　　六月初,印顺导师圆寂,感谢《当代》于第二一五期推出纪念印顺导师的专辑,其中如宣方、温金柯之大作,都极富广度与深度。但是刘绍桢的〈印顺共同体到底怎么了〉一文(以下简称“刘文”),却令许多读者极为反感,致电建议笔者回应。

　　笔者甚感为难的是,对那些程度太差的“批印”文字(如叫嚣不已的萧平实之流),笔者一向不予回应,以免浪费宝贵光阴。而刘文内容,比萧平实的佛学程度还差,连篇谬误,令人不忍卒读。若要逐一指出其中错误,必将浪费太多篇幅,似甚不值。因此一开始,笔者是拒绝回应的。

　　然而《当代》在台湾,毕竟是高水准的思想性读物,刘文刊于此处,吾人若不回应,会让不懂佛学的读者,被其看似“专业”的一大堆引证搞得昏头转向。因此笔者决定让读者“举一反三”——只例举刘文的其中三处错误。很抱歉!仅是这样,就已写了两千多字。并请读者理解:若非刘文刊于《当代》,笔者绝不会浪费时间“阅读”该文,更遑论“回应”它了。

　　谬误一:刘文一再说到“印顺的‘片语\’及‘解释\’策略”问题,影射印顺导师做学问是“断章取义”的,然而细心的读者只要检视他所提列的证据,一定可以发现,断章取义的正是刘绍桢,而不是印顺导师。

　　例如:印顺导师指证“佛在人间”,这是他在数本书中,依于众多文本证据,加以严密推理、抉择,所提出来的一个结论,刘文竟避重就轻,完全不去面对这些为数庞大的教证与理证,而仅以印顺导师所引《增一阿含经》中的一句话,拿来大作文章,让读者产生错觉,以为印顺导师竟然但凭《增一阿含经》中的一句话,就拿来草率证明“佛出人间”。

　　然而试问:四部《阿含经》之中,难道只有《增一阿含经》的一句话,能证明“佛出人间”吗?四部《阿含经》之中,有哪一处说到,佛是出自“天上”的?没有,所有《阿含经》都在叙述着佛在“人间”修道、成道、说法的故事(仅有的例外,是佛陀一度升至忉利天上,为母说法;但那也只是“说法”,而不是“成佛”)。反倒是刘绍桢,针对一句“诸佛世尊皆出人间”云云,就大大地发挥了一番丰富的想像力,连神话学都派上用场,讲了一大堆诸如“人间也应算是天上”之类不知所云、不着边际的话。试问,究竟是谁在运用“片语”及“解释”策略呢?

　　谬误二:刘绍桢说,印顺导师“将释迦及其弟子的出家解释成只是或主要是为了适应当时的社会风气”,但只要检阅印顺导师的著作,就会发现这种指控绝非事实。印顺导师只是提及佛陀的教法之中,有适应当时隐遁苦行的社会风气之成份,却从不认为,佛陀与弟子出家,是为了“适应当时的社会风气”。相反地,他的著作中不只一处强调:出家有超越家庭本位的伟大意义。这绝不只是在“适应”社会风气,也有导正社会风气的积极面向。如说:

　　“出家,是勘破家庭私欲占有制的染着,难舍能舍,难忍能忍,解放自我为世界的新人。……不妨从黑漆缴绕的人间──传统的社会中解放出来,热肠而冷眼的去透视人间。锻炼自己,作得主,站得稳,养成为世为人的力量。所以释尊说:‘为家忘一人,为村忘一家,为国忘一村,为身忘世间’(增含·力品)。这‘为身忘世\’,不是逃避现实,是忘却我所有的世间,勘破自我。不从自我的立场看世间,才能真正的理解世间,救护世间。看了释尊成佛以后的游化人间,苦口婆心去教化人类的事实,就明白释尊出家的真意。”1

　　“有人以为比丘的出家,为了希求来生的幸福,某比丘告诉他:不!出家是‘舍非时乐,得现前乐’(杂阿含卷三八·一○七八经)。现前乐,即自觉自证的解脱乐。”2

　　“释尊的出家,不但常被外人,就是小乘学者,也常误会他是消极厌离。其实,释尊出家的主要动机,是不忍人世残酷的惨杀,不忍贫农的胼手胝足而不得温饱;这在佛本行经太子观耕(释尊最初发心)的故事中,可以明白看出。”3

　　显见印顺导师在“出家”方面的正面陈述极多,刘文何以假传圣旨,代印顺导师宣称,佛与弟子出家,竟“只是或主要是为了适应当时的社会风气”呢?

　　谬误三:刘绍桢的佛学程度实在是太差了,通篇错误不胜枚举,兹举该刊第四十六页的一小段为例:

　　一、刘云:“‘性空唯名系\’(含印顺)的‘无自性(空)’预设本身即已自性化。”这句话充分显示其中观学不及格。事实上,中观是不可能让任一词汇或观念的本身“自性化”的,中观学强调的是“若复见有‘空\’,诸佛所不化”,是“宁取有见如须弥山,不取空见如芥子许”!

　　二、刘云:“比较《唯识三十论》和《中论》,也得不到印顺所谓的‘唯识无境\’和‘缘真如清净境智\’”,这又是外行到极点的话:

　　(一)依年代先后来看,作为性空学代表论,而又出现在西元二世纪的《中论》,试问,会讲出四世纪才出现在印度佛教思想界的,诸如“唯识无境”或“缘真如清净境智”这样的语汇吗?这充分暴露,作者的佛教史程度实在太差了!

　　(二)“唯识无境”,这根本就是唯识学ABC,哪里只是“印顺所谓的”主张?姑不论所有唯识经论一再说明此一事实,即使是刘文所提到的《唯识三十论》,也是开宗明义即说:“由假说我法,有种种相转,彼依识所变。”该论全本都是为了证成假说我、法的“唯识无境”义,怎么竟成了“印顺所谓的”片语或“解释策略”?这充分暴露,作者的唯识学程度实在是太差了!

　　(三)印顺导师著作中,从未出现所谓“缘真如清净境智”,这句话岂不是作者自编的“印顺法语”吗?

　　(四)勉强来说,印顺曾在《以佛法研究佛法》一书之中,用过类似(但不全同)的名词:“缘真如境”,“缘真如境道”。但是,拜托!那可不是“印顺所谓的”主张,而是他引自唯识学派根本论典《瑜伽师地论》4的一段话。刘绍桢唯识学程度太差犹可原谅,不可原谅的是,他竟然一口咬定唯识学不讲“唯识无境”与“缘真如(清净?)境智”,硬是要制造出“经典没说,印老胡诌”的错觉,这就未免太不可原谅了!

　　三、就真常学而言:刘称印顺导师“对本系《般若经》的如来藏色彩当然也就合理化了。”事实真相却是:《般若经》系列中,除了极少数后期成品之外,并没有夹杂“如来藏”色彩,用以模糊“真常”与“性空”的空间,它是反覆用不同角度证成性空理论的“性空大乘经”。而印顺导师也从不会“合理化”那些后期出现的,带有如来藏色彩的经典,而只是从历史的角度分析其集出的时代,还提示读者要善加抉择,“梵化之机应慎”。

　　刘绍桢的文章最令人反感的,不是他的佛学程度太差,而是他的用词粗糙、恶毒。例如:“印顺共同体”与“共犯体”之类的指控,是如此的严厉,但是既无定义,也无范畴,让人摸不清到底哪些人是“印顺共同体”,何以他们可以被称作“印顺共同体”?是利益共同,还是命运共同?如何证明他们是在这方面或那方面的“共同体”?而他们又到底“犯”了什么罪过,以至于要被控诉为“共犯体”?“共同体”与“共犯体”云云,倒是见证了刘绍桢本人太过善用“片语”的“解释策略”吧!

　　印顺导师的思想有人赞同,有人反对,这在思想多元化的社会,是很正常的。法义可以论辩,但不宜有违背事实之指控,更不宜上纲为人格的诬蔑,这是最起码的做人分寸与学术伦理。反对与批判印顺导师的思想并不可怕,佛学程度太差也不打紧,刘绍桢最令人反感的是,他巧妙地制造了“印老捏造经说佛语”的烟幕,而且用词谴句极尽轻佻、粗暴之能事。看来最巧用“片语”与“解释策略”以入人于罪者,非刘绍桢莫属!

　　九四、七、二八 于尊悔楼

　　——刊于九十四年八月一日第二一六期《当代杂志》

　　[1] 印顺导师:《佛法概论》页十二。

　　[2] 印顺导师:《佛法概论》页一七七。

　　[3] 印顺导师:《佛在人间》页九～十。

　　[4] 《瑜伽师地论》卷五一:“修观行者,以阿赖耶识是一切戏论所摄诸行界故,略彼诸行,于阿赖耶识中,总为一团一积一聚;为一聚已,由缘真如境智修习多修习故,而得转依。转依无间,当言已断阿赖耶识。由此断故,当言已断一切杂染。当知转依由相违故,能永对治阿赖耶识。”“又阿赖耶识体是无常,有取受性;转依是常,无取受性,缘真如境圣道方能转依故。”(大正三○,页五八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