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人间佛教已成为海峡两岸佛教发展的重要指导思想而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那么作为“人间佛教”理念首倡者的太虚大师当年又是如何看待传统与现代、出世与人世之间的关系的呢？

太虚法师

太虚，法名唯心，字太虚，号昧庵，俗姓吕，乳名淦森，学名沛林，生于清光绪十五年十二月十八日（公元1890年1月8日），死于公元1947年，原籍浙江崇德（今浙江桐乡），生于浙江海宁，近代著名高僧。1904年，太虚大师十六岁去苏州小九华寺礼士达上人为师，师为取法名唯心。是年九、十月间，士达上人携大师往镇海拜见师祖奘年和尚，和尚为取法号太虚。太虚大师是中国近代佛教改革运动中的一位理论家和实践家。他把自己的一生都献给了振兴佛教、建设新佛教文化的事业。

太虚的这种护教豪情很快就有了初次实践，这就是让他名扬僧俗两界的大闹金山事件。然而由于种种原因，太虚革新佛教的第一次努力尝试很快失败。而不久他在敬安追悼会上慷慨演讲，愤然提出“佛教革命”的口号后，不仅没有得到响应，反而受到多方诘难，太虚在失望之余，不得不重新思考中国佛教的出路问题。

尽管佛法不是只为人间而设，而适用一切有情众生，然而佛陀成佛在人间，传法布道也在人间，因而“以适应时代之文化故，当以人类为中心，而施设契时机之佛学，佛法虽无间生死存亡，而以适应现代之现实的人生化故，当以求人类生存发达为中心而施设契时机之佛学”，学佛的根本不仅为了自我解脱，而更是为普度众生，佛教中虽有出世避世的一面，但这决不是佛教的本质，佛法真义，不仅不是厌世主义，而是积极的救世主义，佛法不仅是让人解脱的出世法，更是利益众生的人世法，因此弘扬佛教必须走向民间，融人社会。太虚在立足佛法根本的前提下，积极人世，关注社会生活，并积极参与有利于佛教发展的一切社会事务。为此，太虚广泛结交如孙中山、章太炎等社会知名人士，以期对佛教发展有所裨益，而太虚与蒋介石的交往尤其耐人寻味。

太虚与蒋介石的初次交往是在1927年。这时的蒋介石已是中国社会叱咤风云的人物，从名不见经传到黄埔军校校长再到北伐军总司令，经历了人生的巅峰时刻，然而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叛变革命，另组南京政府，但没过多久，便遭遇徐州惨败，武汉紧逼，桂系发难，“陷入了无法摆脱的困境，”以至“除下野外别无他途”

。蒋终于选择以退为进，宣布下野，并于这年8月率部分亲信返回老家奉化溪口。蒋介石此次下野，除了想“避开众矢之的之锋芒，静观国民党各派之斗争，于不可开交时，待机而动，出而收拾残局”外，更有一重要使命，就是欲往日本，“谒宋太夫人，征其对美龄女士婚事之同意”。此前，蒋介石追求宋美龄已有多年，与其说他看中宋美龄的才貌，不如说更看中宋美龄的家庭背景，宋氏集团雄厚的财力以及与西方尤其是美国上层社会的密切关系，对野心勃勃的蒋介石自然有着非同寻常的吸引力。但问题是宋氏家族尤其是宋太夫人信奉基督教，自然不会答应宋美龄与有妇之夫蒋介石的婚事，蒋介石为此已遣散了几位小妾，但发妻毛福梅是有婚约的，必须要履行离婚手续，而毛福梅对离婚一事坚决不从，蒋介石深知，若一味用强，万一闹出人命，被政敌利用，对自己前途大为不利，最好是让毛福梅心甘情愿的离婚，为达到这一目的，蒋介石费尽心机，但收效甚微，因此此番回乡，想利用毛福梅多年笃信佛教这一点，延请高僧前往劝解。因有盟兄黄郛的推荐，蒋介石电邀同是浙江籍的太虚大师前往奉化。

太虚在这年9月应邀来到奉化，蒋介石先陪他游览了溪口雪窦山风光，并单独和他在雪窦寺细谈了一整天，想来太虚对蒋介石的意图亦有所领会。而太虚当时对蒋的境遇也颇为同情，并写诗赠蒋，诗云：“国家安危系，青山未是归。出曾惊鬼侮，退当遗人讥。此日藏云豹，他年缚海稀。大雄能大忍，莫使素心违。”希望蒋介石勇“出”莫“退”，暂时隐忍，争取东山再起，劝勉之情，跃然纸上。

不久，蒋介石就办妥与毛福梅的离婚手续，在张群等人陪同下，前往日本向宋美龄求婚，途经上海时，得知太虚计划赴欧美弘法，特派陈果夫送去3000元，作为资助。

此后，太虚与蒋介石亦多有交往。1928年春，已回国复职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的蒋介石路经杭州，专程拜访了时在灵隐寺小住的太虚，并一起合影留念。这年6月，蒋介石从北伐前线回到南京，又特意派人赴浙江邀太虚来宁会晤。太虚到南京后，蒋介石在总司令部亲自会见太虚，甚至让新婚夫人宋美龄亦出来相见，蒋对太虚之器重，可见一斑。

1929年，部分佛教界人士深感当局颁布的《监督寺庙条例》苛刻，在上海开会，决定成立佛教会，并拟定章程，送国民党内政部备案，然而由于当时政府对民间组织一直采取高压政策，因此一直未获有关部门认可。为此，太虚又派人持其亲笔信连同“中国佛教会”章程，去晋谒蒋介石，在蒋的亲自关照下，国民政府内政部终于准予备案，使中国佛学会得以顺利成立，此后又成立了“中国佛教会”。

对于蒋介石的特别关照，太虚自是投桃报李。1931年，蒋介石因软禁立法院长胡汉民，遭到地方实力派的激烈反对，而“九一八”事变后蒋介石的“绝对不抵抗”政策更是遭到国内各界的一致谴责。焦头烂额的蒋介石被迫再次下野，回到家乡奉化。1932年初，太虚到奉化雪窦寺，见到辞职还里的蒋介石，以局外人的立场对蒋进行了劝解，并赋诗宽慰：“四登雪窦初飞雪，乍惜梅花未放梅；应是待令寒彻骨，好叫扑鼻冷香来！”这年10月，应蒋介石之邀，太虚担任号称“禅宗十大名刹之一”的雪窦寺住持，并一直持续到抗战爆发，而蒋介石有机会回家乡的话，亦必往雪窦寺与太虚晤谈，由此可见蒋对太虚的信任和器重。

1936年，权倾一时的蒋介石50虚岁，太虚在雪窦寺特设药师法会，以佛门特殊形式为其祝寿。这年底，张学良、杨虎城发动西安事变，将蒋介石拘押在西安，逼其抗日。消息传出，太虚亦以其在佛教界的地位和影响，专门发表通电，呼吁全国佛教徒，一齐虔诚祈祷，希望蒋介石能安全返宁。

纵观太虚与蒋介石的交往过程，可以看到太虚利用与蒋介石的关系，对维护佛教起了很大作用。但许多人之所以对太虚有“政治和尚”之讥，是因为他们的佛教观仍认定佛教只能出世，不可人世。依这种所谓的佛教观，和尚作为方外之人，应该远离凡尘，避世清修，似乎与追求成真成仙的道教没什么两样。当然就不‘能过问社会，更不能过问政治。但依照这种观念，就是在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时代，即使可以远离尘世，避居山林，开荒辟土，维持生活，也只能使宗教之路越走越狭隘，明清的佛、道教正因此被社会边缘化。而随着市场经济的发达，社会联系的紧密，宗教意欲脱离社会更是绝无可能。因此说，从人间佛教的立场出发，本没有绝对的出世与人世之分。出世是觉悟人生的必然，是学佛者的最终归属，人世是奉献社会的觉悟，也是修佛的路径之一。应该肯定，山林曾是怀有宗教理想的人们为避免混浊的世间污染的居所，但当今市场经济已渗透到每一个角落，信息网络无处不在；随着社会分工的细化，人与人的联系日益密切，城市与山林，将很少根本上的差别，如果固守山林气息浓厚的传统，很难与现代社会相适应，更谈不上佛教的弘扬与发展。更何况佛教本来是在人间的，佛与弟子，不是经常的“游化人间”吗？而释迦牟尼当年也曾接受各国国王的供养，从这一角度说，佛教徒与政治接触，并不违反佛教本意。况且自古以来，中国统治者一方面处处防范宗教，另一方面也力图利用宗教以驯服百姓；因此，古代高僧道安、玄奘等也早就不避与统治者周旋，以维持佛教的生存发展。当然，在宗教昌盛依赖于统治者的倡导护持之时，也必因政治的阻力而衰颓。所以，政教关系的处置正如对出世、人世关系的把握那样，必须有得当的分际。从这点看，太虚与包括蒋介石在内的民国政要广泛接触，是一种出世精神指导下的人世，因为他的人世，不是为了追求个人功名利禄，而是为了关怀众生疾苦，为了众生得解脱，或者说出世是目标，人世是手段或途径，若如此，那么出世与人世便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不能决然对立。当然，即使人间佛教所推崇的人世，也不可能是完全的人世，否则便成为世法世学中的一种，而非具有终极关怀和信仰价值的宗教。同时人间佛教的所谓人世·，也不仅仅指参与政治，应该是积极关注甚至参与社会生活，但又要和现实社会以及政治保持适当距离，所谓“不即不离，若即若离，”或许多年以后太虚弟子印顺的看法更贴切一点：“大乘的人世精神，应如《维摩诘经》、《华严经》、《人法界品》那样，普人各阶层，而不应以参加政治为典范。”

对于今天的人间佛教的追随者而言，大乘是适合人类的特法，只要有人生活的地方，不问都会、市镇、乡村，都应该到处去作种种利人事业，传播大乘法音。在不离世事、不离众生的情况下，净化自己，觉悟自己，这才是成佛的正道。推而广之，一切有利于佛教发展的事，都要尽力去做；一切有利于人类，有利于社会健康发展的事，都要尽力去做，这才是人间佛教的宗旨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