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在世，所为何来？又何者为苦，何者为乐？自古及今，这也像人性问题一样，是永远谈不完，也永远说不清，却又不能不说的问题。就拿吃来说，孔子早就指出，“食、色性也”。吃无疑是人生头等大事，因为不吃就不能生存，作为人的一切也就统统地不存在了。所以，在很多人看来，吃就变成了人生的目的。但是，人若如此，与其他动物何异？可见吃只是人生存的最低层的需要，而不是最终的目的。正因为如此，古圣先贤，仁人志士，都把“吃”看成是维持生命的手段，所谓“吃饭是为了活着，活着不是为了吃饭”，说的正是吃和活的辨证关系，甚至更进一步说明，吃作为人性中的重要部分，其本质是“欲”，欲的多寡，直接关系到人的品性，直接关系到人的昭明本性能否实现，故有理学家的天理人欲之辨，佛家五蕴盛苦以及破我执之说。他们都认为，吃只是人的生理需要，人应当还有远比吃高得多的目标，这就是儒家推崇宁可饿死的伯夷叔齐的道理，也是孟子舍生取义的立论依据。

　　梁漱溟对此也有独抒性情的见解，也有让人耳目一新的说法。他说：“吃饭是应酬自己，饮酒是应酬人家”。这句话乍看起来同佛家无关，其实是佛教破执、随缘、超然的观念在他的思想深层长期积淀而付诸世俗的生命哲理和肺腑之言，也是他的“欲念”文化观在现实生活中的生动体现。

　　“应酬”之说，显然与儒家讲“食不厌精，脍不厌细”的饮食观不同，无疑是佛教思想积淀的结果。佛教与道家相若，既视己身为累，又以世间万物为无差别相，与追求觉行圆满的最高境界相比，人身不过是一个“臭皮囊”，所以，不仅视外在的富贵荣华为过眼烟云，而且把个人肉体也视作破执的对象，因此不蓄财，不储谷，云游乞食，即使是住寺僧人，也不过三衣一钵，粗茶淡饭，过午不食，“吃”是对四大和合之身的应酬。素食不仅是基于众生平等的“不杀生”和“护生”的理念，实际上更重视的是简易，而使心无旁骛，以期减灭嗜欲。就如何对待自己而言，自然是少费心思，少花时间，少用财物，简便随缘而已。就是梁漱溟先生“应酬自己”的意思。

　　应当看到，梁漱溟先生的“应酬”之说是同他的意欲文化观是一致的，当然是意欲向后的印度文化。他认为，世界上的任何文化都是以意欲为中心的，意欲的“路向”不同，（也就是价值取向不同），导致世界文化的差异，既有意欲向前的西方文化，还有意欲持重的东方文化，以及意欲向后的印度文化之别。对于食和饮，或者大而言之对于个人需求，一般人都看得很重，无不苦心经营，孜孜以求，梁氏却取敷衍的“应酬”，显然是意欲向后的佛家态度，也就是破我执，绝嗜欲的佛教文化影响，淡泊欲念的表征。尽管他强调“要排斥印度的态度”，认为人类文化还没有发展到倡导佛家生活的阶段，否则将“把佛教弄到鄙劣糊涂为止”，但是，毫无疑问，佛教的人生观始终是他的生命哲学的基础，因此也就决定了他在个人需求方面的“应酬”态度。当然佛教哲学也是他的世界文化三路向、三期发展说的基础。

　　事实上，存理去欲不止是理学家的要求。制欲难，在花天酒地、灯红酒绿的红尘浊水中保持淡泊尤其难上加难。古往今来，有多少原本清正廉明的腐败分子，并非不懂得“鸟为食亡”的道理，实在是经不起利禄场中的诱惑，把个人的食、色、财要看得太重，也就摔得不轻。懂得这一点，才能真正理解看似平常的“应酬”二字，却是梁漱溟先生的大彻大悟之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