闲话《元官藏》

　　方广锠

　　1982年底,我与童纬赴昆明参加一个学术会议。会议期间,我们去云南省图书馆考察该馆收藏的佛教典籍。接待我们的是善本部的金志良。介绍情况时,金志良提到,馆内藏有30多卷藏经另本,据已故于乃义考证,可能是《弘法藏》。此事引起我与童纬的极大兴趣,随后我们花了几天的时间,把这30多卷佛经仔仔细细考察一遍,作了详尽的记录。考察时发现,这批佛经附有三件珍贵的历史文献;一是至元二年的太皇太后愿文,一是长达38人的职名录,一是参与其事的僧名录。这三件历史文献充分证明这批佛典应该是一部元代官刻藏经的残存另本。

　　提起元代官刻藏经,了解情况的人都知道,这是一个学术界长期没有能够解决的难题。

　　明末四大高僧之一紫柏曾在万历年间所撰的《嘉兴藏?刻藏缘起》中提到:“元板亦不下十余副。”[1]但他没有说明这十余副元代的版刻藏经到底是些什么藏经,存放在什么地方。着名佛教学者吕澄在1929年出版的《佛典泛论》中说:“洪武五年(1372)……刻南藏版,时各旧本以兵乱散亡,元版七、八副悉毁。”[2]但他没有说明上述论述的资料依据何在。我们知道,元代定都大都后,历代帝王均较佞佛,造寺、供僧,可谓不遗余力。刊刻官版藏经,应该是个中应有之义。如果紫柏、吕澄所说可靠,则元代所刻的这么多大藏经中肯定应该包括官刻大藏经。但是,直到1930年,人们能够见到的元代藏经只有浙江余杭(今杭州)南山普宁寺私刻的《普宁藏》与建宁路后山报恩堂私刻的《毗卢藏》。而那部《毗卢藏》按计划只刻了大乘四大部,并非严格意义上的大藏经。至于官版藏经,虽然有《弘法藏》、《至元录藏》、英宗《铜板藏经》种种说法,但没有任何人见到过实物,因此不能确定它们是否真实存在。现在云南省图书馆竟然发现了人们寻觅已久的元代官版藏经,则不但是大藏经研究史,也是文物领域的一个重大成就。我们把这部藏经定名为《元代官刻大藏经》,简称《元官藏》。

　　此后我执笔写了《元代官刻大藏经的发现》与《元代官刻大藏经的考证》两篇文章,用童纬、方广锠、金志良三人名义,分别发表在《文物》与《世界宗教研究》。上面两篇文章,主要介绍云南省图书馆藏品的概貌;考证它们并非传说中的《弘法藏》,而是一部过去不为所知的藏经;并考证了它的刊刻时间、地点、发起人等问题。文章写作过程中,张新鹰向我介绍,在日本小野玄妙所撰的《佛教经典总论》中也有关于这部藏经的太皇太后愿文,职名录,僧名录等历史文献。我找来一看,除了职名录互有参差外,其他两份数据与云南图书馆所存完全相同。据小野玄妙介绍,这三件文献在日本被发现时,已经与经本脱落,所以无法对这部藏经作进一步考订。今天,我们比小野玄妙幸运多了,亲眼看到这批藏经,总结了它的基本特点。

　　日本发现的职名录与云南发现的职名录相互颇有差异。这种差异是怎么产生的呢?为此我撰写了《元史考证两篇》,发表在《文史》上,对隐藏在两份职名录背面的历史史实及《元官藏》的刊刻作了进一步的探索。

　　文章发表后,很快从东瀛传来反响。原来在日本对马早就发现了一批大藏经另本,有好几十册,均为《华严经》。以前一直没有搞清它们到底属于什么藏经。我们的文章发表后,日本学者发现对马的这批藏经与我们叙述的《元官藏》特征完全一致,确认它们也属于《元官藏》。1994年我访日期间,又在京都考证《元官藏》两册,并得知在千叶县也有收藏。

　　国内也陆续传来好消息。有些收藏家过去收藏了《元官藏》的另本,但并不识货,不知道它到底属于什么藏经。有了云南省图书馆《元官藏》作标准,这些另本藏经的鉴定也就容易了。这些年,经我鉴定的《元官藏》另本就有好几册。

　　坦率地说,元亡已近700年竟然还能有这么几十册《元官藏》通过各种途径在中国、日本保留下来,被发现,被鉴定。真可谓稀世因缘,值得欢喜赞叹。前此,我当然希望还会有新的《元官藏》出现,但总觉得那实在不切实际的奢望。然而生活就像喜剧一样,近年来,竟然又有十多册《元官藏》面世。特别令人兴奋的是,其中有两册经本均附有那三份珍贵历史文献。仔细考察,所附的两份职名录与日本发现的完全一样,正好弥补我们中国收藏的缺憾;而所附的两份僧名录,其中一份与云南、日本已知的僧名录相同,另一份其中的一个人名有差异。虽然差异不大,但增加了新的数据,令人欣喜。

　　新数据的出现,可以推动相关研究不断推进。正像我在《元代官刻大藏经的考证》一文结尾所说:“我们对这部藏经的刊刻地点、时间、发起人作了一些探索。由于过去这部藏经从未经着录,虽然我们查阅了不少正史、野史、方志、笔记及佛教史籍,但均未找到有关的直接证据。故以上考证,大抵依据间接材料进行,有些问题还仅只是个大致的推测,未能得出确凿的结论。……我们寄希望于将来新的资料的发现。寄希望于同行们的共同努力。”新资料已经出现,我相信,随着对这些新资料深入研究,我们对《元官藏》的认识也将进一步推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