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传入中国时期，建筑的西域大云寺在哪里

西域佛教之兴盛始于汉初，印度阿育王曾派遣摩诃勒弃多、末阐提至此地传教。摩诃勒弃多主要布道于印度西北之臾那国，又扩及阿富汗、安息、康居等地，末阐提则在犍陀罗、迦湿弥罗等地布教

。佛教于西域迅速流布，至西元四世纪，高昌甚至奉为国教，彼时即西域佛教之鼎盛期。

西域佛教东传进入中原地区之后，便饱飨了中原文化的营养。特别是经历了东汉至南北朝的“华丽转身”之后，又向四周地区播撒开来，这就不可避免地形成回流之势，来到龟兹地区。

魏晋南北朝是我国历史上的分裂时期，也是人民流离失所、生活痛苦的时期。佛教作为一种信仰，可以从精神上为人们提供解脱手段，因此获得了很大的发展。

作为佛教界的一方，也积极尝试用不同的方式针对不同的人群传播佛教。西域高僧佛图澄试图利用神异的手段，震慑当权者，并与当权者合作，获得了发展佛教的机会。

鸠摩罗什僧团利用战争时期的局部和平稳定，广招门徒，翻译佛教经典，为我国的知识阶层提供高级精神食粮，以获得上层的支持。佛教正是在这样的形势下完成了自己的积累，为后来的隋唐佛教的繁荣做了充分的准备。

由于时局纷扰，传统儒学名教解体，名士避世弃儒，趋附老庄“以无为本”思想而蔚为风气。当时佛教般若“性空”之学甚契此派“贵无”思想，又有学通儒道，使佛教于焉深入士大夫阶层而迅速传播。中土僧人法庆等下层僧侣利用佛教的旗帜，开展自救活动。昙鸾法师针对普通百姓的无依无助，将西方净土信仰进行改造，使称名念佛成为佛教信仰的法门，极大地拓展了佛教的信众范围。

作为信众的一面，可以从佛教界所提供各种信仰方案中找到适合自己的方式，从而达成自己的信仰。

敦煌是古代我国经营西域的基地，汉唐以来中央政府经营西域，都是以敦煌为军屯要塞，派遣敦煌地区民众官员带军出征西域地区。安西都护府时期，是唐王朝在龟兹建立了稳固的统治。中原的佛教艺术回流龟兹，龟兹石窟中的佛教风格突破了原有的发展脉络，尤以敦煌的影响最为显著。

这时，迁入龟兹的河西军民共同出资开窟，在遥远的边疆建造精神的支柱与信仰的殿堂。龟兹完全浸润于汉文化之中证明着龟兹从政治到文化彻底地融入了中华民族。

唐朝僧人慧超在《往西天竺国传》中说：“（唐）开元十五年（727）十一月上旬，至安西。于时节度使赵君，且于安西有两所汉僧住持，行大乘法，不食肉也。大云寺主秀行，善能讲说，先是京中七宝台寺僧。大云寺都维那，名义超，善解律藏，旧时京中庄严寺僧也。大云寺上座，名明挥，大有行业，亦是京中僧。此等僧大好住持，甚有道心，乐崇功德。”可见，大云寺是唐开元期间汉族僧人在龟兹建立的一所佛寺，其住持、都维那和上座都来自长安的汉族僧人。

无独有偶，在位于库车克孜利亚的阿艾石窟也有体现。窟内现存的大量汉文题记为我们提供了许多有价值的信息。首先，发现于右壁的两处“己巳”干支为探讨石窟的年代提供了可靠的依据；其次，题记中出现的“药师佛”“卢舍那佛”“七佛”“十方佛”“千佛”“文殊菩萨”等佛名和菩萨名为考证本窟及周边地区石窟的壁画题材极为有益；第三，题记中出现的姓氏如傅、彭、梁、赵、李、申、寇、裴、白、似先等，既有汉姓、也有西域及龟兹国姓，而"似先"之姓甚至源于高丽，这些都是值得进一步探讨的问题。

根据窟内发现的干支纪年和对壁画风格的比较，阿艾石窟应开凿于中唐时期，其性质属净土堂，绘画风格为汉风式，色调以绿为主，白色为衬底，蓝、赭色为辅，菩萨身着的璎珞珠饰均采用高光处理，立体感极强。

同时，与邻近的库木吐拉石窟群中的汉风窟一样，阿艾石窟的开凿与唐代安西大都护府建治龟兹有密切关系，其佛教文化因素属中原佛教的回流，特别是与敦煌石窟在题材内容等方面存在明显的继承性。